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治理的规模越来越大、治理事项越来越繁杂，各种城市治理问题日益凸显，对城市治理、打造智慧城市提出了新挑战[1]。城市网格化治理是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全面提速建设的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是将网格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城市管理创新，加快城市管理由传统管理方式向网格化治理模式转变。当前，各地正借助网格化治理模式持续推动智慧城市不断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智慧城市网格化治理实践
健全体系，畅通城市网格化治理“神经脉络”
各地通过建立组织、明确职责、理顺流程、搭建机制、打造网格队伍等多举措持续完善健全网格化治理体系。北京市通过完善网格化管理发现问题处置机制，明确网格化城市管理相关部门职责清单，加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齐全、三级联动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体系[4]；安徽省黄山市设立社区党建联席会、网格党群议事会两级议事机构，建立网格化管理运行、考核激励、为民服务解难题、共商共议、志愿服务等五大机制，合力化解城市治理难题；浙江省宁波市以治理网格为基础，整合部门“七网八网”“七员八员”，建立一支“全科网格队伍”，承担党建、综治、公安、司法、安监、消防等部门的基层网格治理工作，实现一网运行、一员多用、全域覆盖。
搭建平台，打造城市网格化治理“一网统管”
各地积极推动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建设，构建智慧城市治理“一网统管”。北京市推进网格化管理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市、区、街三级平台系统顺畅对接和数据实时共享传输，打造网格化城市管理升级版；上海市建立市、区、街镇三级“一网统管”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平台，构建了一个集网格、综治、监管、公安非警情四大类业务为一体的社会治理智能“一张网”，已上线群租综合治理、违法建筑治理、燃气供应监管、修缮工程管理、历史建筑保护监管等多个应用场景，目前上海市16个区级平台、个街镇级平台已部署上线，且已有57个街镇开始使用；广东省佛山市自年启动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项目，搭建市网格平台及社会共治基础信息数据库，统一规范网格事项，实现网格化管理数据标准化采集、汇聚、流转、交换、共享，为各级各部门的治理工作提供信息支撑，目前已与现有市、区两级自建网格化平台无缝对接。
整合资源，构建城市网格化治理“多元共治”
各地加大推动各类社会资源向网格集聚，构建党委领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治”城市网格化治理新格局。深圳市研究制定通过政府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协助承担和参与社会服务供给，同时发挥“5+X”网格力量，即1名网格员、1名社区党员干部、1名村居干部、1名民警或协警、1名村（居）民小组长，“X”即网格内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干部、志愿者等，全面支撑做好网格工作；山东省淄博市在单元网格内配齐街道干部、社区“两委”成员、楼栋长、辖区民警、巡防队员、流动人口协管员、志愿者等为主的“多位一体”网格队伍，强化网格工作力量；福建省宁德市采取PPP模式建设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平台，选择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社会资本集成方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运营、移交等。
科技加持，推动城市网格化治理“精准赋能”
各地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化、数字化技术，提升城市网格化治理智能化服务水平和快速应急响应能力。河北省任丘市实行“大数据+网格化”管理模式，摸清掌握人员流动、人员状况等关键信息，做到全方位、动态化管理，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江苏省张家港市在市社会综合治理网格化联动指挥平台系统建设的基础上，将现有视频监控设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创新使用“动态AI视频分析”和“无人机视频分析”技术，实现对网格内视频监控信息自动抓取和智能分析；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为网格治理装上“智慧大脑”，充分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不断夯实治理基础、完善治理制度体系；江苏省南通市推行“全要素网格通手机APP”，围绕全要素网格化治理设置了“事件处置”服务模块，实现一键各类问题一站式解决。
党建引领，实现城市网格化“精细治理”
各地坚持以党建引领城市网格化治理，将党支部或党小组建在网格上，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城市网格化治理优势。宁夏省吴忠市完善“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大力推广“支部建在网格”做法，把党组织有机嵌入基层网格治理；江苏省淮安市健全“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示范户”四级网格架构体系，将党组织与社区网格同步设置，以“1网格1支部、1网格1主题、1网格1特色”的多元化要素打造网格特色党建工作品牌。
智慧城市网格化治理的困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短板”
一是治理链条较长，层级较多，处置机制不完善，治理效率有待提升；二是政府职能部门与网格之间权责边界不对等，网格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底层单位，没有行政执法权和决策权，政府职能部门有权但是避责，网格无权但要担责；三是考核激励机制亟待完善，存在多头考核压力[5]、激励政策不足、不同上级部门考核标准和内容不一、为考核而考核等现象；四是网格治理主体能力不足，基层网格员普遍学历较低且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
智慧化和精细化水平“有差距”
一是平台资源整合能力弱，数据开放共享差，缺乏实战应用能力。如存在“网格员需要在不同平台来回切换、重复录入数据、数据准确性无法核实”等现象；二是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不够。如存在“对辖区网格内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底数不清、基础情况不明、登记信息不全、数据真实性难以考量”等现象；三是工作智慧化程度不高[6]。如疫情防疫期间，信息收集阶段缺乏智慧化的手段支撑，大范围存在“测温和消毒靠人、靠纸笔记录居民信息、靠填表上报信息”等现象。
社会力量参与度和治理模式“待提升”
一是社会力量参与网格化治理的意愿较弱且治理空间有限。多数人认为网格化治理是政府职能部门应该承担的职责，虽然社区多数居民表示愿意参与网格公务事务治理，但是实际参与情况不容乐观；二是政府和网格内多元主体之间的关联、职责、流程等未能理顺，没有形成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三是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有待进一步探索分配机制不健全，存在多元主体发育不均衡、利益、法制化和规范化亟待加强、社会资源缺乏有效整合等问题。
建设和运营成本“有压力”
各地市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智慧城市网格化综合治理中。网格化综合治理投入费用主要包含平台建设、系统软件、终端设备、运营维护、网格人力资源、网格事务管理等费用。据统计，各地市在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建设方面的投入多在千万级别以上。例如，上海市松江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城运平台信息化项目（一期）投入近万元、广东省佛山市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投入超过千万元。
智慧城市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架构设计
结合上海、北京、深圳、广东省等先进省市“一网统管”建设实践经验，整合城市现有平台资源，运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视频、GIS等技术[7]，可构建“1网、1中台、1平台、1中心、N+应用”的智慧城市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该平台架构分为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平台支撑层、应用层和展示层5个层级（见图1）。
基础设施层（1网，1张智能感知网络）
基础设施层是智慧城市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架构的最底层，通过软件定义的IT基础架构，提供虚拟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新一代IT基础资源，打造柔性感知的云网融合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层支撑整个平台的安全、服务和通信等，主要包括云网融合（4G/5G、云、专线、NB-IoT、光纤等）、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安全服务、系统软件及各类智能感应终端等。
数据资源层（1中台，1个网格化治理数据中台）
汇聚市、区、街道各部门的业务、视频、物连等多领域的“网上”“云上”“线上”“格上”全要素数据，构建人口、法人、房屋、城市部件、空间地理与自然资源、社会信用、电子证照、城市交通、医疗卫生、工程项目、视频等多维基础数据库、专题数据库，打造网格化治理数据中台。
平台支撑层（1平台，1个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
在城市治理原有网格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联动智慧城管、雪亮工程、公安天网、指挥中心、15热线、卫生防疫等平台资源，打造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主要包含网格化综合治理系统、资源指挥调度系统、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和应用支撑管理系统。
（1）网格化综合治理系统：主要供市区各职能部门、社区、网格员使用，满足网格划分、网格员管理、移动办公、信息采集、事件办理、监督考核等多种工作要求。
（2）资源指挥调度系统：为政法委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技术支持部门、市区职能部门提供网格数据流转、实时事件监控、统一指挥调度、视频指挥管理、网格员轨迹查询、资源管理与查询、应急管理、协同联动、系统接入等功能。
（3）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基于网格数据共享资源库，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等技术，提供统计分析、运行监测、智能预警、数据可视化等功能。
（4）统一应用支撑系统：提供跨系统平台的集成和对接，为应用层提供可行支撑，包含身份认证、权限管理、流程引擎、地理信息服务、移动支撑系统等。
应用层（N+应用，N+网格化专题应用）
提供党群组织、网格管理、疫情防控、消防安全、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治安防控、纠纷化解、便民服务、在线学习、办公执法、考核评估、垃圾治理、社区治理等应用模块。
展示层（1中心，1个网格化综合治理指挥中心）
建立市—区—街道三级网格化综合治理指挥中心，将事件上报、社会治安、指挥调度、网格综合管理、民生服务、视频会议、网格监控、运行分析等多种关键业务功能整合到指挥中心大屏上，通过电子沙盘，实现数据实时对接、信息分级共享、工作及时协调、应急迅速调处，为领导决策和部署科学的指挥处置方案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图像数据保证。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城市网格化治理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随着智慧城市网格化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未来要在政策标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多元治理模式、平台建设、技术赋能、网格员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深化研究，进一步提炼和升华城市网格化治理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助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文部分素材源自：《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